1949年初，华东地区寒风刺骨，割面般的寒冷无时无刻不在侵袭着人们。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战斗地图上，国民党第45军312师的番号被鲜红的笔划得犹如重重的印记，宛如对这个师的“死刑宣判”。几日后，这个看似有些气派的师级部队在解放军的猛烈进攻下如同被洪水冲垮的堤坝，迅速崩溃，所有的军官和士兵，无论是师长还是普通马夫，全都成了88师的俘虏。在解放战争这个瞬息万变的历史舞台上，一个师被完全俘获的情况，也算得上是一个不小的奇闻。

88师临时搭建了一个审讯室，室内氛围压抑，令人感到难以呼吸。煤油灯微弱的火焰发出滋滋的声响，摇曳的光影投射在一张张国民党军官的面庞上。有的人低着头，悲观失落；有的人则满脸恐惧；而有的则面无表情，神情麻木，俨然失去了往日的气势，像是输掉比赛的公鸡，耷拉着头颅。然而，坐在审讯室长凳上的李长亨，却是个例外。他的身姿笔挺，仿佛身后不是冰冷的土墙，而是华丽的红木椅。他的军装虽然沾染了些泥土，却依然整齐划一，风纪扣也严丝合缝。李长亨脸上流露出镇定自若的神情，眼神中闪烁着一种淡然，犹如一位将军准备退位的从容。

审讯的负责人是88师的保卫科干事王猛，作为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兵，他的经验丰富无比。他见过形形色色的俘虏，无论是刚强的战士还是一惊就软的人，但从未遇到过像李长亨这样的人。李长亨的态度和气势使得王猛不禁心中疑惑：这可不像一名俘虏，倒更像是来视察工作的上级。王猛敲了敲桌子，声音坚决地问：“你是谁，职务是什么？”

李长亨清晰而稳重地回答：“我叫李长亨，国民革命军第45军312师陆军少将副师长。”王猛不满地冷笑：“你还在自称国民革命军？你们如今是人民的俘虏！老实交代你的部队部署、火力配置以及你的作战计划！”李长亨听后并未慌乱，反而微微一笑，似乎心中有数。他身子前倾，直视王猛的眼睛，语气稳重地说道：“王同志，咱们等会再谈这些。我此刻有件非常紧急的事情，麻烦你们帮个忙。”

王猛难以置信，心中既生气又好笑：“你居然还敢提要求，作为俘虏？”李长亨随即面色严肃：“确实是件极其重要的要求。我需要你们立即给中共中央发个电报，找周恩来。”王猛和旁边的记录员愕然，无法理解一个国民党将领为何会请求联系周恩来。他心中警觉，手自然摸向腰间的枪套：“你再说一遍！”李长亨却像视而不见，平静地说：“请贵军立刻给周恩来发封电报，内容简单，仅八个字。”

王猛急忙问：“哪八个字？”李长亨回答：“我党是否有黎强同志？”审讯室顿时陷入一片沉寂，只能听见煤油灯微弱的火焰声。王猛盯着李长亨，脑中快速盘算：这人到底在想什么？他是疯了还是另有所图？“黎强”究竟是谁？他怎么敢直呼周恩来的名字？李长亨身上充满了谜团，他的从容与大胆，以及那句毫无头绪的请求，仿佛为这个特殊的审讯笼罩上了一层厚厚的雾霭。

故事的开端其实要追溯到更久远的过往。当时李长亨并不叫这个名字，他出生时叫李唯平，生于1915年，抚养他的是一户书香门第，父亲是一位前清秀才，在私塾教授。虽然家境并不富裕，但一家人都知书达理，生活尚算安稳。李唯平从小便聪颖过人，记忆力十分惊人，学习也极为迅速，而他善于与人交往，脸上总保持温和的笑容。学习的老师们喜欢他，和他一起玩耍的伙伴们也对此乐于其事。若是在太平盛世，他也许会如父亲所冀望，考上一所好大学，之后在官场上小有所成，平稳度过一生。但他所生的时代却是动荡不安的。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四川地区大小军阀轮流掌权，百姓苦不堪言，东边日本侵略者的脚步愈发逼近，山河破碎，无数生命遭受摧残。1937年的卢沟桥枪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也将李唯平这样的年轻人彻底唤醒。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可能袖手旁观。即便在书桌前安稳的日子，也无法压下他对国的赤诚之心。“父亲，母亲，我此生未能尽孝于二老。”在那个秋天，22岁的李唯平跪在父母面前，向他们敬了三个重重的头，“国家危难在前，仅有读书无法拯救。孩儿想去延安，去抗击侵略，寻找救国之道！”父母默默流泪，他们明白儿子的决心，知道无法挽留他。李唯平毅然决然放下手中笔墨，告别熟悉的成都，踏上了通往陕北黄土高原的艰难旅程。

在延安的日子虽然艰苦，却充满激情与希望。李唯平住在抗大的窑洞里，睡的是坚硬的土炕，吃的是粗糙的小米饭与南瓜汤，但他并不觉得苦。白天，他与同伴们一起学习、训练，毫无怨言。